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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发展最新动态2018年第1期
发布人:kyc  发布时间:2018-03-23   浏览次数:14

高职教育发展最新动态

    1

       (总第10期)

betway必威官网科研与发展规划处(编)20183月15日

【职教资讯】

◆推动诊改需要系统发力

◆技术性,高职科研的指向

◆建立诊改制度需有“突破”思维

◆校企合作研究过时了吗?

◆文明校园创建路有多远?

◆职教集团:抱团发展的热与冷

建好现代职教体系还需“祛痛”

◆“教学诊改”的学问意义

【政策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理论探讨】

◆多元协同助推高职院校“走出去”

◆产教融合:职教优质发展的择善固执之

◆问题导向“量身定制”高职双创教育体系

◆精英工匠何处来?

推动诊改需要系统发力

      宗美娟

“无从入手”、“不知道怎么做”,是不少高职院校面对诊改工作的第一感受,而通过系统广泛宣传和深入学习研究,多数高职院校已逐步认识到建立诊改制度必须全面把握、系统思考,做好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出实招、下实功、求实效,真正助力学校内涵发展。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淄博职业学院自2015年开始筹划并积极推进此项工作。

出思路,顶层设计引导诊改工作落地

诊改工作不仅关注高职教育的结果质量,更关注过程质量,即质量生成过程的系统性和规范性,这是质量评价方式的质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做好这一工程,需要剥茧抽丝,找准推进工作的“引线”。

一是剥茧抽丝,重塑纲目。强调树立全局思维,研究、梳理诊改工作的实质内涵,并重新分解归纳为“建立并完善目标和标准体系、构建和不断优化质量改进螺旋、全面建设智能校园管理平台、逐步形成诊断与改进的长效工作机制、打造富有高职和地域特色的现代质量学问”五大部分,把其作为学校诊改系统的联络点,同时落实好牵头部门、时间节点和考核诊断,建立起联络点间的密切联系,织就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这张大网。

二是贯通五纵,纲举目张。坚持化繁为简,把握诊改工作的内在联系规律,从“五纵五横一平台”中的“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五个层面出发,确定改革重心,明确“五横”对应的职能部门,并督促引导其按照目标链、标准链、实施链、保障链、信息链“五纵”的要求设计落实每个层面的具体工作,以这五个职能部门的“点”逐步辐射带动其他部门及各系院的“面”,进而形成全要素、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三是找准切口,全面激活。诊改工作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板,因此找准工作的切入点至关重要。经过研究,学校从自主设定目标和标准开始切入,以编制“十三五”规划为契机,梳理形成了学校、院系、教师、学生各个层面完善的目标体系,同时对应目标体系确立学校发展的总体标准、专业分类发展的建设标准、教师“年轮式”发展的基本标准、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标准等学校层面的标准体系,带动系院、专业根据实际对号入座,或者更进一步突出专业特色确定各自标准,逐步构建起完善的标准体系。

四是数据支撑,精准施行。诊改的成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化建设的深度,但目前高职院校普遍缺乏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和学校运行管理全过程的信息管理系统,导致学校领导层难以及时获取学校发展的实时数据,教师难以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信息,而学生也难以及时反馈学习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和遇到的问题。因此,诊改需要建立在对人才培养工作过程数据的分析研究之上,涵盖专业建设、学生发展、教师成长等全要素的内容。

定路径,有效方法推进诊改工作落地

确定思路后,需要出台一系列具有引导性、操作性的意见和方案,为诊改落地明确实施路径,并在实行过程中不断改进。

一是三级落实,环环相扣。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建设方针,学校出台引导意见,明确了推进诊改工作的引导思想和工作理念;在现有部门架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立诊改体系的职责,明确了目标体系、标准体系、质量改进螺旋、“三中心一平台”的智能校园管理系统、常态化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形成富有高职和地域特色的现代质量学问等六大具体任务;对诊改工作的考核推进提出了具体意见。同时,为保证逐项落实体系构建的任务,学校还研究出台了第三级工作方案——《学期运行方案》,使各质量主体“干什么,怎么干,何时完成,完成质量”等均予以明确,前后衔接、逐层递进。

二是打造范例,渐次推行。学校优先选择工作职能流程性、项目化特征明显的部门作为典型,率先探讨研究关键工作环节,形成示例模板,以此引导和带动其他部门工作开展。以科研工作为例,大家梳理了自“十三五”规划总体目标至年度科研工作目标等目标体系,形成了科研工作量定额等标准,绘制了自申报至验收,以各类制度保障、半年/年度工作量统计、工作量实施预警、自我调整改进等为主要内容的质量改进螺旋示意图,而其他部门则对照示例学习推进,成效明显。

三是及时研究,有效跟进。为做好这项创新性工作,学校坚持遇到问题一起研究,重点问题重点研究,难点问题反复研究,及时通报经验与问题,并建立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学期报告和年度报告制度。比如,专业(课程)层面,经过近10次不同范围的深入研讨,形成了专业分类建设标准、课程分类建设标准、各专业建设标准、课程建设标准、各类资源建设标准等。学生全面发展标准,则确定了思想政治素质、实践能力素质、科学学问素养、身心健康素质等4大项,思想水平、创新能力、学习态度、社会适应等20小项的关键诊断要素。

强保障,统筹协调保证诊改工作落地

要确保诊改能够落地生根,除了清晰的设计思路,有效的路径部署,还必须围绕诊改工作要求,加强统筹领导,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全力保障诊改工作的物能需要。

一是领导推动,团队司职。诊改不是强加给学校的额外工作,而是质量管理由被动的外部监管走向主动自我保证的深刻变革。诊改制度建设是实实在在的“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的认识程度、推动决心、工作力度直接决定诊改工作的成败。学校领导亲力亲为,以现有部门为基础,组建了专门的诊改工作团队,全面负责诊改机制常态化之前的研究推进工作。

二是保证经费,整合资源。充足的经费是开展诊改工作的基本保障。学校科学配置财力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除培训与会议研讨专项经费外,重点加大对教学一线的资金投入力度,设立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生成长成才、教师发展等建设发展经费。同时,将诊改工作的建设内容融入二级学院“十三五”规划,整合二级学院的财力资源,协调推进学校重点工作。

三是优化机制,加强考核。在形成各类质量主体自主保证质量的长效机制之前,加强对各部门诊改工作的督促和考核,是促进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立的有效手段之一。学校出台了诊改工作绩效考核办法,重点加强对工作过程的管理与考核,并纳入部门年度目标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奖惩机制,对诊改工作的推进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年度考核、绩效奖励、评优评先、履职问责等常规考核结合起来,形成建立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动力机制。

综上所述,认清自身优势,找准薄弱环节,顶层设计、分步实施、完善制度、构建流程、数据支撑等建设和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过程,是学校内涵提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基于师生主动向好的意愿,把质量保证的意识和行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改进和提高质量的长效机制。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1226日第11

技术性,高职科研的指向

  王炜波

科研已成为高职高水平现代化院校和高水平特色专业群建设的增长极,高职院校对补齐“科研短板”已基本形成共识。

那么,高职的科研应从哪里切入呢?对高职院校教师来说,最容易入手的不过是写论文了,然而,一个现象值得大家深思。中国在全球论文数方面进步非常快,但在技术进步方面仍然很落后。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达40%,而大家仅10%左右;发达国家的创新性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0%,而大家才39%。二是专利创新指标低。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寻求保护的专利是评价创新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此,中国仅为2.4%,美国为7.84%,日本为7.58%。三是核心技术少。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量世界第一,但80%以上是外资企业产品,自主品牌不足10%,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还没有竞争力。

高职教师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应用与开发研究上,只有解决生产中的“真问题”,才会有与企业家“第二次握手”的机会。

解决生产中的“真问题”关键在技术:一种是以“物”为载体来实现的,主要包括核心产品和生产设备创新等“硬技术”;另一种是以“人”为载体,在生产、管理或者营销过程中得以体现,如生产工艺和管理创新(包括决策创新和营销创新)的“软技术”。

高职院校承担着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和智力保障的责任,由此也决定了高职院校的科研,应在地方经济背景、地方支柱产业、地方学问的依托下,主要开展应用研究、产品开发、成果转化等工作。因此,高职院校科研应以技术开发研究为主,以与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为主。另一方面,一个项目能否结题鉴定,也不能仅仅以发表几篇论文为标准,应该重点关注具体实施及实施后的效益,其中包括对教学的反哺。

“技术”研发主要不是一个思辨的过程,而是一个知行合一、手脑并用的行动过程。如果说科研是提升教师能力的一条途径,那么对高职院校的教师来说,只有通过“技术”的研发,才能提升教师的专业实务能力。

“技术”是连接高职院校与企业的桥梁与纽带,是高职院校教师提高的有效途径。那些能够开展“立地式”研发服务的高职院校获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同,具有“技术”产品的学生,成为企业争聘的对象,保证了高质量就业;那些学生评价排在前面的教师,多是具有企业工作经历或能够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教师,得益于这些教师在企业界的影响力,学生的实习都能够得以顺利安排与实施,从而保证了学生培养质量。

作为国家一流大学,无疑是要顶天的,引领世界科技进步,推动人类社会前行;作为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必须是接地的,与产业界结盟,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结合。高职教师只有通过推动“技术”的发展,才能为企业和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做出应有贡献。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12日第9

建立诊改制度需有“突破”思维

           崔发周

职业院校的自我诊改是构建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要措施,也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推行的一项改革政策。在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全面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增强职业院校的质量意识和管理素质,可谓恰逢其时、前景可期。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在我国职业院校建立诊改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尚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撑和职教战线的不懈努力。从现实条件和实践效果来看,笔者以为,建立和完善职业院校诊改制度需要在理念、人员、标准、平台四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树立具有职业院校特色的质量管理理念

职业教育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需要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道路,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提升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的基本前提。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就是满足产业发展和学生发展需要的程度,这与普通教育有着较大的区别。但是,由于职业院校长期以来对管理工作较为忽视,许多教师对职教质量和办学宗旨有着片面的理解:一些人片面地认为职业院校就是为企业服务,甚至在顶岗实习安排中不惜牺牲学生的切身利益,不仅影响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而且也不能真正服务企业转型升级;也有一些人受普通教育的影响,认为职业院校应该“以学生为关注焦点”,很容易导致教育教学工作与企业实际工作需要“两张皮”,降低就业竞争力。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建立正确的教学质量标准,再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工具都会失效。一些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师到职业院校后感到无法适应,就是因为职业教育具有自身独特的质量管理观念。

二是形成一支具有复合常识和能力结构的专业化诊改队伍

一般认为,教学系统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媒介、教师、学生等基本要素。在当前的诊改工作中,将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分为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5个层面以及决策指挥、资源建设、支撑服务、质量生成、监督控制5个子系统,采用的是一种大教学系统观,也是一种大胆尝试。这种方式不仅原始数据采集工作量很大,也使得数据分析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工作。一位合格的诊改工作人员,不仅要熟悉职业教育教学常识和实际工作过程,具有丰富的职业院校教学经验,还要掌握雷达图、鱼刺图、直方图等工具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目前职业院校的教学管理相对较为薄弱,专业化程度不高,只有通过高水平、有计划地进行针对性培训,才能逐步建立起一支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化诊改队伍。

三是构建一套相对完整行之有效的教学工作标准体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学工作标准是教学及管理人员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必须达到的最低工作要求,是进行教学诊改的基本依据。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阶段,职业院校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学校开始进入学问管理阶段,但也有一些学校尚不能达到科学管理要求,各种管理理念交替出现、相互碰撞,标准化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诚然,学问管理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但不能认为制度化、标准化是落后的,许多学校还需要补上这一课。最为重要的是,缺乏标准而奢谈学问管理,有可能成为某些人维护落后管理方式的一种借口,从而以学问管理之名,行经验管理之实。为了推进教学管理的标准化,应该加速依法治校进程,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学校管理人员职业化,完善民主管理机制。

四是开发一套功能强大运行稳定的数据搜集与分析平台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流行的“五纵五横一平台”教学诊改体系,是建立在网络管理平台和大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信息化是职业教育的“制高点”,管理信息化是“制高点”中的“制高点”。我国职业教育能否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没有一个性能优越的数据搜集与处理平台,教学诊改工作更是寸步难行。为了适应质量提升的需要,职业院校的数据平台应该具备“跨界采集、内容全面、多元开发、动态调整”的特征,能够采集校企两个教学场所的教学数据,数据内容需包括招生就业、人才培养、技术研发、职工培训、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后勤工作等各个方面,由信息技术人员、学校管理人员、学校教学人员、企业生产人员共同参与开发,并能根据产业发展和职教改革的需要不断丰富平台功能。

综上所述,教学诊改是一个不断完善、持续改进的过程,诊改工作本身也需要进行诊改。教学质量提升与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水平提升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倒逼数据平台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19日第11

  

校企合作研究过时了吗?

最近,一位准备在职读博的高职教师向笔者请教,他很想选择几个热门时新的话题或方向发表些论文,以提高刊载可能性。他用微信发给笔者十几个关键词,大多是“职教体系构建”“混合所有制办学”“现代学徒制”“产学研创一体化”“工学交替”“集团化办学”“董事会(理事会)制度”,等等,看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和概念,笔者心里五味杂陈地给他发过去4个字:校企合作。

想不到这位教师给笔者秒回了一则微信:“您是不是out了?这个话题在几年前就很少有人研究了,现在的名刊几乎不发这类论文。”

读罢微信,非常吃惊。笔者马上以“校企合作”为“关键词”在知网中搜索发现,我国的校企合作研究起步于2004年左右,2012年以后逐步趋热;在2015年达到发文数量顶峰;之后,专门研究“校企合作”的论文已经少之又少。

为进一步核实“校企合作”的研究行情,笔者以投稿一篇校企合作模式探讨的论文为由,咨询一位曾经开会时结识的核心期刊编辑,没想到对方听后直摇头:这个话题太陈旧,发不了!

事后,笔者仔细玩味这位编辑的指点,“话题太陈旧”至少能够透露出两则信息,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核刊”具有前沿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目前的“核心期刊”已不再把研究“校企合作”作为任务(许多杂志已撤掉了“校企合作”栏目),只有那些通过广收版面费赢利的低端期刊还在收发这类旨在凑数“通关”的“过时文章”。

由“校企合作”研究的多方“受冷”,让笔者想起这两年读过许多关于“现代学徒制”“课程改革”“工匠精神培养”之类的经验总结、案例分享和实证研究文章,虽然许多文章都写得很精彩,但却大多在“校企合作”环节经不起推敲,让人觉得建立在“校企”之间并不能友好合作、长期合作、深度合作基础上的各种“经验”“模式”,都无异于站在“空中楼阁”上穿着“皇帝的新装”,或许好看,却并不好笑。

“校企合作”的基础研究之所以会逐渐淡化,笔者以为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难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校企合作研究虽非新概念新话题,但在实践层面却一直很难突破“学校热、企业冷”的合作瓶颈。目前国家和地方关于促进校企合作的政策,大多只是停留在“提倡、鼓励、支撑”层面,而并无强制条款,在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尚不够强的大环境下,企业从源头上缺少与学校合作的动力和压力,再多的研究都无异于理论假设,缺乏实质意义。

二是研究“过时”话题显得“掉价”。在我国目前的学术圈内,缺乏必要的对埋头做研究求知识的敬畏与尊崇,追时髦、赶热闹、装深沉的心态普遍存在,许多学者专家过于追求“与时俱进”,自感研究“过时”话题会显落后,让人“笑话”。

三是研究成果没有发表市场。毋庸讳言,专家学者的撰写论文,除了引导实践的作用,公开发表也是目标之一。关于校企合作的研究论文如果不能顺利发表并产生所希望的影响,自然会倒逼编辑放弃研究,另觅选题,以期早日发表。

四是误判已经解决问题。这几年,校企合作的探索一直在各地各校积极开展,积累了不少经验,许多基层学校的老师和领导都知道校企合作的现状、瓶颈和困惑,但是,有些学校出于“评估”、政绩、项目申报等切身利益考虑,不敢、不愿承认本校的校企合作仍然存在问题,造成以偏概全,形成虚假繁荣。这些都会误导那些置身事外的专家学者以为校企合作的问题已经解决,不再深入基层去做扎实的调查研究。

众所周知,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产学研创一体化、集团化办学、工学交替、混合所有制等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都是校企合作,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校企合作的积极性、长期性、融合性等现实问题,光谈其理论假设、体系架构、模式创新、数学建模等,都难有实质性成果和意义,即便是“诊断与改进”“优质高职”建设,离开了扎实的校企合作,也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当前形势下,大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回归起点的精神,继续深入开展校企合作的基础研究,在法规制定、思想认识、权益分配、模式构建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夯实根基,抓住重点,助推职业教育有突破性的发展。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0122日第10

文明校园创建路有多远?

                      鲁彬之 尚秋实

年初岁首,是总结成绩、寻找差距、确定目标的时节。面对已经到来的2018年,全国各级各类院校在回望来路时,都将避无可避地面对“首届全国文明校园评选”这一大事要事。首届全国文明校园共计494所学校,其中职业院校屈指可数,而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院校居然一所皆无。身为职业教育人,大家不禁反躬自问:高职院校距离全国文明校园的路究竟有多远?职业院校究竟应该如何创建全国文明校园?

“差距”应正视,“策马前途须努力”。毋庸讳言,与普通院校相比,职业院校无论是在学问底蕴的沉淀上、社会学问的贡献上,还是学问成果的研究上、文明校园的创建上,都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差距的产生,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都有。主观方面,职业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决定了,职业教育更侧重于学生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职业院校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对学生劳动技能、职业素养的培养上,对学问素质和校园文明的关注度不够。客观方面,相当数量的职业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办学历史短,可资借鉴的办学经验少,历史积淀和学问底蕴严重制约着文明校园创建的高度和深度;职业院校往往缺乏研究型名师支撑,人们心目中的“高精尖”师资力量无法与普通院校相提并论,高考录取晚于提前批、本科的批次录取以及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也导致职业院校学生整体学问素质水平堪忧,在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文明养成上担子更重,不容易出成效;职业院校的办学主体多为地方政府或行业企业,受地方财政能力限制,在文明校园建设的投入上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历史欠账较多。

“差别”需关注,“天下同归而殊途”。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类型,职业教育同样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但职业院校校园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具有一些新的特质。如,职业院校在校园学问建设上要求“产业学问进教育,工业学问进校园,企业学问进课堂”,将企业元素融入校园学问是职业教育独特的学问品格,“教授手上要有油”就是对这种学问品格的鲜明写照。办学上的“特质”决定了职业院校校园学问建设有其独特的学问魅力和学问感召力,因此职业院校需要社会、政府更多的关心和关爱,实现职业院校文明创建“计划单列”。同时,不论是从职业院校的数量和体量来说,还是从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的差距和差别来说,为职业院校单列评审计划不应是学术上的探讨和考量,更应是一种操作层面的必要选项。

“差补”要到位,“而今迈步从头越”。“低通过”并不是“低起点”,“气短”但绝不可以“气馁”。职业院校应认真对照测评细则找短板,学习先进院校找差距,在文明校园建设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首先,要扎扎实实做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大决策部署,按照“六个好”的标准夯实基础,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广大师生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着力提升校园学问层次和校园文明程度。其次,职业院校要把创建全国文明校园作为目标而不是目的,切忌“为创而创”的功利倾向,而是要把“老百姓家门口的大学”这座金杯捧在手上、放在心上,树立为学校发展、为学生成才而“创”的情怀,让广大师生充满获得感、享受幸福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一代代职业教育人的接续努力下,职业教育必将是出彩的教育,职业院校必将是精彩的校园。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130日第4

  

职教集团:抱团发展的热与冷

  刘松林

一段时期以来,从政府、学者到职业院校都在探讨并实际组建职教集团,以达到更有效地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目的。职教集团也的确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中,职教集团为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效的平台,把院校教学与企业生产经营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给职业院校的师生、企业的员工提供了更贴近生产实际的学习实操、技能提升的机会。同时,职教集团的发展,也面临种种制约和困难。梳理这些制约因素和困难,对于职教集团的发展,对于职业人才的培养,无疑至关重要。

199210月北京西城区旅游职业教育集团成立为标志,职教集团的发展与研究已有20多年的历史。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各种类型职业教育集团近1000多个。

这些职教集团大致有两个类型:一类是企业占据了主体地位,是以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企业、行业为主体,共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联盟;另一类,则是以职业院校为主体,相通相近专业或地域的院校,结成职业教育学校联盟,抱团发展。

职教集团的成立,企业把自己的员工作为实训师资提供给院校,并为院校教师提供产业实践岗位,两方面促进了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此外,企业为院校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引导学生实习实训,提高了学生动手能力,并与职业院校开展订单合作,共同培养企业所需人才;院校则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合作开发专业课程与教材,培训企业员工,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成立时热热闹闹,成立后无声无息——盛况下潜在哪些问题

职教集团拓宽了职业院校的教学资源,增强了教学资源的有效性,同时密切了校企关系,有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是随着职教集团的发展壮大,职教集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职教集团表面上很“火”,一派繁荣景象。但实际上相当多职教集团成立时热热闹闹,高朋满座,成立过后,却没有任何实质性教育交流合作,即使有活动,也都是庆典、总结之类,之后更是无声无息、悄然消失。

第二,职教集团尚未形成利益共同体。职业院校的需求与企业需求的契合度差,导致教育界热,企业界冷。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关联度最紧密的教育形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职业院校在职教集团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比企业更高的热忱。当前建设的职教集团中,中职和高职院校牵头的占绝大多数。而且,职业院校对于职教集团的诉求比较多,而企业的参与意愿还不高。

第三,职教集团定位模糊,治理结构松散,没有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目前职教集团只是一种联盟性质松散的自我组织,在当前国家的法人组织中没有相应的位置。职教集团治理结构缺乏相应法律依据,集团的董事会、理事会或委员会的权利义务、决策程序没有相应法律授权,对集团成员缺乏约束作用。

第四,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决心很大,但深入推进困难重重。近几年,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力图在职教集团建设上有所突破,下决心建设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职教集团,但在现实操作中,遇到了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羁绊,举步维艰。

性质模糊,身份不清——持久发展缺什么,缺乏法律支撑

由于职教集团性质模糊,身份不清,现行法律法规不能促进职教集团的有效发展。在法人登记时,登记方认定职教集团是企业法人,应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而举办方认为职教集团是为培养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应该按非营利社团法人或事业法人登记管理。

职教集团是企业法人还是非事业法人?是公立还是民办?是企业,学校,还是协会?《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和《民办教育法》都未对其进行具体界定,因此,具有裁定权的国家行政登记机关一般将其纳入企业法人管理。众所周知,如果纳入企业法人管理,原本不产生职教集团缺乏法定的治理结构。当前,大多数职教集团是没有进行法人登记的联盟性质自我组织,治理结构缺乏合适的法律支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治理结构是一种非正规、不完整的松散型自治制度框架,集团一般难以做出对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重大决策。例如,大部分职教集团只有理事会、董事会等决策机构,但都没有完善的职责、权力和更替机制,更没有建立决策、经营和监督互相制衡的权力结构。职教集团普遍未建立内部运行制度,因此,其运行随意性强。

尽管集团内各参与主体都签订了具有民事约束力的权利与义务协议,但由于协议内容普遍空泛,各主体缺乏实质性利益关联,职教集团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由于大多数职教集团是未经法人登记的联盟组织,因此,集团无法从事涉及经费、人事、交易等事项,很多实质性的工作,无法开展。

公立院校缺乏资产与财务制度支撑

随着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各地力图推动多元投资主体职教集团的建设。但公立院校在成立法制职教集团时遇到不能以资产和资金入股的制度性障碍。财政部规定:“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对外投资”,“事业单位不得使用财政拨款及其结余进行对外投资。”在前一句语境下,地方政府财政管理部门一般都不会批准职业院校出资成立或参股职教集团。2015年国家财政部又规定“各级事业单位不得利用财政资金对外投资”,在财政规范里,不仅财政拨款而且学费等资金都是“财政资金”。这样,职业院校以资金参与职教集团的路就被财政部门的规定堵死了。

同样,财政部对于国有资产的使用也有严格规定。2006年,财政部规定:“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行为的风险控制。”2015年,财政部又发布行政令:“各级行政单位不得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担保,不得以任何形式利用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对外投资。”“确需出租出借资产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原则上实行公开竞价招租”。财政部门对国有资产的投资使用了“不得以任何形式”字眼,可见国家对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管理的严厉。即使是出租也需要公开“竞价”,且租期一般不超过三年,而作为职教集团的场地使用有特殊使用目的,不适合采用“竞价”方式出租,且时间宜长久一些,财政部门的规定人为地限制了职教集团的发展。

缺乏教学运行制度支撑

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没有为职教集团建立起人才培养的管理制度。职教集团企业教师管理失之规范,没有建立起规范的企业教师管理制度,没有企业教师的考核、认定、培训和评价办法,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企业教师档案制度,使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教育行政部门没有制定统一的专业实践教学方案、教学目标、教学标准,因此,除某些特定的专业外,在实训实习中,学生在岗位上的学习基本上是处于无计划、无目标、无标准的放羊式状态。职教集团缺乏基本的教学过程管理制度,没有统一的专业教学内容,大多数企业教师工作现场的教学都没有教学计划、教学记录和教学过程考核要求。绝大多数学生在工作现场是一项工作做到底,缺乏工作与教学结合,缺乏企业教师、师傅规范化引导,缺乏在相应岗位的轮岗实习。

企业需求与学生需求不完全匹配

当前,产业升级已经拉开了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序幕。产业升级的实质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需要具有适应新技术技能的劳动力。在此情景下,企业参加职教集团希翼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通过承接各种类型的实习生和举办订单班,为招聘大量一线普通岗位劳动力做准备,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第二,与职业院校结成伙伴关系,希望职业院校帮助解决“季节性用工”和“突发性用工”。第三,通过职教集团校企合作,信息互动,为企业技术升级寻求合适的劳动力。第四,通过校企合作,招聘高技能员工,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职业院校参加职教集团的动机主要是加强实践教学,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建立职教集团密切产学关系,融合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实习基地,解决学生实习实训困难问题,提高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率。职业院校借助校企合作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引入企业教师,提高学校教师的实践能力,同时方便人才需求调研,服务专业调整和专业课程开发。

学生在职教集团中的诉求体现在通过职教集团可以获得学校统一安排、稳定的实习实训机会,保障他们的实习权益,可以轮岗实践所学理论常识。

对比企业、学校和学生的需求,不难发现企业与学校和学生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在企业利益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企业参与职教集团的热情及在集团中的主动作为受到抑制。

立足现实再发展——从哪儿入手完善法律和制度

完善法律法规,是促进职教集团有效发展的基础,而在职教集团的实际运作中,制度化的细化设计,更是不可缺少的支撑。

从立法层面为职教集团的建立提供法律支撑

在《职业教育法》修订时,增加有关职教集团的条款,从法律上明确职教集团的性质与地位。职教集团是由五个以上独立法人的学校和企业组成的从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教育机构。他们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不具法人身份的联盟性质自我组织,这类组织由设区市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第二类是具有法人性质的营利性教育机构。第三类是具有法人性质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依法享受非营利教育机构的权利和义务。职教集团分为公办、民办和混合所有制性质。由公办院校、行业协会、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组成的职教集团具有公办性质,由民办院校和民营企业组成的职教集团具有民办性质,由公办院校、民办院校、行业协会、政府机关和国有、私营企业组成的职教集协和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

法律应规定职教集团设立退出的条件、程序。职教集团至少需要五家以上具有独立法人的职业院校和企业作为发起单位,有固定的业务范围、培养目标、固定办公场所、稳定的经费筹措渠道,有些职教集团还应有全体成员认缴的出资额,有集团成员共同制订的章程。法律应规定职教集团的退出机制,例如规定一年内没有任何活动的职教集团要进行整改,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应予以解散。职教集团是一种教育机构,但不是全日制学校,当职教集团需设立全日制学校时,应当由《民办教育法》或设立公办学校的相关法律法规调整。

法律法规应保护企业与学生的权益

企业在职教集团中参与人才培养时有资金、师资及职业岗位供给等多方面的公益性付出,这些人才培养行为的回报充满不确定性。但当企业进行订单、委托、学徒等人才培养时,他们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和时间。企业往往都会与学校、学生签订合同,但学生毕业后未履行完约定时间就“跳槽”非常普遍,不仅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有时候甚至影响了企业战略目标实现。企业不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经费追究违约者的责任,很多状况下,企业连违约者都找不到,更别说追责。因此,完善诚信制度与法治,将包括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在内的合同履行纳入诚信系统,实行信用管理,方便企业追究违约者的责任,让大部分毕业生不敢违约、毁约,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能够促进职教集团的良性发展。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从法律上建立职业院校学生在企业实习实训获取工资报酬的规范,界定学生可以获取工资报酬的情形和金额的参考标准。从法律上规范学生在企业实习实训的安全保障和保险险种、保险责任方。

为公立院校参与职教集团提供政策和制度支撑

国家财政管理部门修改有关规定,允许职业院校运用学费等学校自有资金投资非营利性职教集团,允许职业院校以场地、建筑物、教学设备等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投资或参与非营利性职教集团。国家加强投资或参与职教集团国有资产管理,将职业院校利用国有资产投资或参与的职教集团纳入审计和检查范围。

国家规范运用国有资产投资或参与非营利职教集团的行为。职业院校应当论证该职教集团建设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中的不可或缺性,证实该职教集团成员有投资或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意愿、资源、资金投入及现实可能性,明确学校投资或参与该职教集团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师资队伍水平等方面可能取得的效果与回报率。国家规范职业院校选择职教集团成员的程序、途径与方式。

建立引导制度,完善职教集团内部运行

法律应授权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职业集团内部运行机制。完善职教集团秘书长负责制,秘书长实行董事会或理事会的决定,负责实施职教集团发展规划,协调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学校,学校与学校拟订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和规章制度,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技术研发,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完善职教集团教学管理机制,明确企业、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职责,构建集团协调、企业主体、学校主导实践教学体制。规范高职院校校外教学点设置,职教集团成员须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学习、食宿条件,集团成员单位有领导负责人才培养工作,有部门负责学生在企业学习实训、学生生活管理和职业素养与道德品质教育。建立职教集团成员协调机制,职教集团成员定期召开会议,解决集团成员在教育教学、技术研发等方面的问题,并建立信息反馈制度。

建立职教集团教学引导制度

行业、教育行政部门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互相配合。行业联合政府教育、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制定劳动力岗位能力细目。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范职教集团人才培养,完善教育教学引导制度。按专业分类制定职教集团实践教学基本规范、实践教学目标、实践课程结构、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考核方式与标准,并给企业与学校留出适当调整的权限和空间,以增强适应性,提高企业积极性。

制定职教集团评价标准

法律授权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职教集团考核标准,规定职教集团成员应负的职责、应尽的义务与应享有的权利,应得到的奖罚和退出集团的条件。对达不到要求的职教集团予以撤销或注销,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请求依法定程序予以撤销或注销。

                 来源:《光明日报》( 20180208日第14版)

建好现代职教体系还需“祛痛”

                        邓泽民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服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然而《规划》实施3年来,时时都能感觉到有些关键点隐隐作“痛”,因此,很有必要明确“痛点”位置,分析“痛”的原因,给出“祛痛”的方子。

“痛”点在哪儿?不通则痛。《规划》中描述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无论是横向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还是纵向上,中、高、本、硕,甚至到博,表面看上去都是四通八达。但从内部分析,有很多地方实际上存在着“通而不畅”、“单方向通”甚至“不通”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堵塞”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主动脉”,即中、高、本、硕、博衔接中专业学位教育的薄弱,甚至缺失。

由此,分析“痛”的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是“中、高”到“本”科层次教育“阻断”。我国198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当初由于教学和科研人才十分缺乏,授予学位的类型是学术型学位。1990年设置第一个专业学位即工商管理硕士,1996年审议通过《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2002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的若干意见》等,但发展十分缓慢。目前我国专业学位在学士层次仅建筑学专业1种,这与教育发达国家差距甚远,比如美国专业学士学位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已连续3年占全部学士学位授予人数的62%以上。而由于我国本科层次的学位教育基本缺失,造成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中、高”到“本”科层次教育沟通不畅,甚至阻断,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二是学术学位教育对职业院校学生升学“排异”。为了打通“中、高”,通过“本”到“硕、博”的“主动脉”,我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2015年颁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引导意见》,这个“痛”似乎有所缓解,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本科教育一直开展的是学术学位教育,国家对高等学校的评估又一直采用学术学位教育一个评价标准,使得部分本科教育高校虽说转型,实际上仍然采用学术学位教育的课程方案和教学模式,没有改用专业学位教育的课程方案和教学模式,这对职业院校升学的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反应,其带来的“痛”不仅伤害的是职业教育,也严重阻碍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快速发展。

三是衔接“中、高、本、硕、博”的主动脉“狭窄”。我国学士学位教育层次至今仍只有建筑学1个专业学士学位,硕士层次仅40种,博士层次仅6种。而我国学术型学位在学士层次包含13个学科门类,111个专业类和506种专业(基本专业352种和特设专业154种);硕士与博士层次13个学科门类,111个一级学科。不但专业学位种类数量严重不足,专业学位招生规模数量也与学术学位招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比如2010年以来,我国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招生规模从2009年的7.22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28.21万人,年均增长为21%左右,但与学术学位的招生人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与教育强国学位类型授予情况恰恰相反。比如,现如今美国的专业学位至少有41种专业学士学位,112种专业硕士学位,56种专业博士学位,占到全部学科群的67.3%。在各个层次学位授予中,专业学士学位人数已连续3年占全部学士学位授予人数的62%以上;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占全部学位授予人数的84%左右;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比例近60%

因此,研究“祛痛”的方子,笔者认为也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首先,去“阻断”。一是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引导意见》,以专业学位点建设为抓手,实施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重大项目,建立有利于应用型高等学校发展的评价等制度,加大力度推动我国地方本科向应用型本科的转变。二是开展全国高校学术型、专业型专业的认定工作,将原本是专业学位教育的本科专业办成真正的专业学士学位教育,如临床医学类专业等;将既可学术型也可专业型的专业,也给予确定,按照学术型人才或专业型人才自身的成长规律进行培养,如法学类、会计学专业类等,这些举措都有利于学术学位专业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其次,治“排异”。一是以国家级专业学位专业建设为抓手,建立行业企业参与专业学位教育的机制,充分调动行业部门参与专业学位专业建设的积极性,增强专业学位的设置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开展专业学位课程和教学理论及方法研究,开发专业学位教育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模式。二是开展“中、高、本、硕、博”专业学位教育衔接课程的研究开发,建设“中、高、本、硕、博”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和适应专业学位教育教学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再其次,拓“狭窄”。一是加快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的若干意见》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切实提高对专业学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在积极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了专业学士学位教育的发展,更要重视专业博士学位的发展;三是统筹使用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招生人数,逐年增加本、硕、博专业学位招生比例,最终招生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需求相协调。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213日第4

      “教学诊改”的学问意义

                     方桐清

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通过试点探索、培训推动,正逐步从点到面、从上到下在全国全面推开,“诊改”理论也不断完善,实践成效正逐步彰显。虽然“诊改”工作和办学水平评估、示范项目建设等工作一样,都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实施对职业教育管理、推动职业教育水平提升的一种手段,但是从“诊改”工作的立意、形式、逻辑、方法、结果来看,其学问意义非同一般。

凸显教学的中心地位

“诊改”工作界定为“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鲜明地提出了其价值导向——以教学为中心。

在方案设计中,从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5个层面,以及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撑服务、监督控制等5个管理环节进行“诊改”,以“诊改”政策推动和强化学校各种教育因素向教学集中、向育人聚力,立体化支撑和保障教学工作,增强了管理、服务等非教学主体的教学意识,充分体现了教学中心地位。在生源减少、职业教育地位尚待提高的大环境下,凸显教学中心地位、教育质量意识,对于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体现政校目标一致性

通过一定方法对学校整体或者局部工作进行评价,是政府实施对教育管理的一种方式。

办学水平评估是在职业教育发展初期,政府为提高职业院校水平进行的合格、选优评价,目的是促进职业院校达到办学的基本要求,确保职业教育质量,同时通过树立标杆引领职业教育整体水平提高。示范项目建设则是抓住专业这个学校工作的核心,调动国家、地方、院校、行业企业等方面的积极性,以行政性手段择优扶强、选树目标,以部分专业为样板、少数优质学校为示范,促进和带动整个职业教育水平的提升。评估、示范建设都要得出“水平”的结论,这种结论具有鲜明的“档次”标签,自然价值不菲。在这一指挥棒下,利益的驱动使得所有职业院校一定会全力以赴努力争取。

“诊改”工作虽然也由政府主导,但其目的聚焦“质量”、方法注重“诊断”,各校不必横向比较,无须优材料、补材料、耍笔杆,要的就是真实状态、专家智慧、目标标准、改进提高,这样的机制设计使得政府和学校目标完全一致。对职业院校来说,参与“诊改”与迎接评估的心理和思维是颠覆性的,“诊改”过程是理性的、平和的。

激发质保主体内生力

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诊改”就是通过诊断职业院校内部不同层面的质量保证体系并不断改进,而逐渐达成不同层面的高质量和最终实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推动“诊改”工作是政府行为,这是外因;但每所学校所处的区域环境、服务的行业背景、自身的历史学问、已有的发展基础、存在的现实短板、职工的价值取向等都不一样,学校目标、专业目标、课程目标、教师目标、学生目标虽有共性,但各校个性、内在需求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诊改”的重点、标准、方案必须符合各校实际,内部的“诊改”需求、质量目标、“诊改”动力才是“诊改”质量保证的内因。

教育行政部门推动“诊改”的目的,是促进职业院校自我反省、自我改进、自我提高,并在专家引导下进一步优化提高,可见这个过程最核心的是激发质量保证主体——职业院校的内生动力,这一机制从管理学问上讲,相对于过去的评估、示范建设则是革命性的。

促进管理手段现代化

从“诊改”的初衷看,就是建立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5个层面的目标、目标关系和评价标准,建立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撑服务、监督控制等5个方面质量支撑系统的目标、目标关系和评价标准,以及5个层面和5个方面的质量依存关系。

诊断这些目标、标准、关系,还需要设计事前、事中、事后等多个环节,把这些关系、环节连接起来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会有大量的观测和评价数据,如果没有大数据处理能力是无法想象的。很显然,仅靠个人经验、个人智慧、个人魄力远远不够,不提高信息化水平,“诊改”工作难以开展,学校管理质量无法保证。

“诊改”工作把“提升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其意义非同凡响。所以,管理手段现代化不仅是“诊改”自身工作的需要,更是学校管理质量和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新时代,大数据是学校决策、管理的重要资源,对大数据的科学有效处理和正确使用,是智能校园、智慧校园形成的基础,是“互联网+”战略在职业院校的现实化。“诊改”对促进职业院校管理手段现代化必将立下汗马功劳。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227日第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79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为加快发展壮大现代产业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产教融合,全面提升人力资源质量,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引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改革,发挥企业重要主体作用,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汇聚发展新动能提供有力支撑。

(二)原则和目标

统筹协调,共同推进。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形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服务需求,优化结构。面向产业和区域发展需求,完善教育资源布局,加快人才培养结构调整,创新教育组织形态,促进教育和产业联动发展。

校企协同,合作育人。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政策引导,鼓励先行先试,促进供需对接和流程再造,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深化产教融合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用10年左右时间,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完善,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重大结构性矛盾基本解决,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显著增强。

二、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

(三)同步规划产教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要明确产教融合发展要求,将教育优先、人才先行融入各项政策。结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型城镇化、制造强国战略,统筹优化教育和产业结构,同步规划产教融合发展政策措施、支撑方式、实现途径和重大项目。

(四)统筹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布局。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职业教育布局,引导职业教育资源逐步向产业和人口集聚区集中。面向脱贫攻坚主战场,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学生到城市优质职业学校就学。加强东部对口西部、城市支援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支撑中部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职业教育基地。支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急需的职业教育。加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协同合作,引导各地结合区域功能、产业特点探索差别化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五)促进高等教育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进机制,注重发挥对国家和区域创新中心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健全高等学校与行业骨干企业、中小微创业型企业紧密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增强创新中心集聚人才资源、牵引产业升级能力。适应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合理布局高等教育资源,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载和创新能力,构建梯次有序、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合作紧密的产教融合网络。

(六)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研发设计、数字创意、现代交通运输、高效物流、融资租赁、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产业急需紧缺学科专业。积极支撑家政、健康、养老、学问、旅游等社会领域专业发展,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加强智慧城市、智能建筑等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关专业建设。大力支撑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事关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等学科专业建设。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及新经济发展,促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加快推进新工科建设。

(七)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机制。加快推进教育“放管服”改革,注重发挥市场机制配置非基本公共教育资源作用,强化就业市场对人才供给的有效调节。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注重发挥行业组织人才需求预测、用人单位职业能力评价作用,把市场供求比例、就业质量作为学校设置调整学科专业、确定培养规模的重要依据。新增研究生招生计划向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积极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的高校和学科倾斜。严格实行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引导学校对设置雷同、就业连续不达标专业,及时调减或停止招生。

三、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

(八)拓宽企业参与途径。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坚持准入条件透明化、审批范围最小化,细化标准、简化流程、优化服务,改进办学准入条件和审批环节。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支撑企业参与公办职业学校办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推进职业学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九)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支撑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多种方式参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环节。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职业学校新设专业原则上应有相关行业企业参与。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设立产业学院和企业工作室、实验室、创新基地、实践基地。

(十)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健全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训制度。鼓励以引企驻校、引校进企、校企一体等方式,吸引优势企业与学校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支撑各地依托学校建设行业或区域性实训基地,带动中小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通过探索购买服务、落实税收政策等方式,鼓励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实习实训。推进实习实训规范化,保障学生享有获得合理报酬等合法权益。

(十一)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支撑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围绕产业关键技术、核心工艺和共性问题开展协同创新,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转化。引导高校将企业生产一线实际需求作为工程技术研究选题的重要来源。完善财政科技计划管理,高校、科研机构牵头申请的应用型、工程技术研究项目原则上应有行业企业参与并制订成果转化方案。完善高校科研后评价体系,将成果转化作为项目和人才评价重要内容。继续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和高校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鼓励企业和高校共建产业技术实验室、中试和工程化基地。利用产业投资基金支撑高校创新成果和核心技术产业化。

(十二)强化企业职工在岗教育培训。落实企业职工培训制度,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确保教育培训经费60%以上用于一线职工。创新教育培训方式,鼓励企业向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和培训机构购买培训服务。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职工技能竞赛,对参加培训提升技能等级的职工予以奖励或补贴。支撑企业一线骨干技术人员技能提升,加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转岗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将不按规定提取使用教育培训经费并拒不改正的行为记入企业信用记录。

(十三)发挥骨干企业引领作用。鼓励区域、行业骨干企业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共同组建产教融合集团(联盟),带动中小企业参与,推进实体化运作。注重发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示范带头作用,支撑各类企业依法参与校企合作。结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支撑有条件的国有企业继续办好做强职业学校。

四、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改革

(十四)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加强学校劳动教育,开展生产实践体验,支撑学校聘请劳动模范和高技能人才兼职授课。组织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鼓励有条件的普通中学开设职业类选修课程,鼓励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向普通中学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大型企业、产业园区周边试点建设普职融通的综合高中。

(十五)推进产教协同育人。坚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制度,推进职业学校和企业联盟、与行业联合、同园区联结。大力发展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技工教育。深化全日制职业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在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推动学校招生与企业招工相衔接,校企育人“双重主体”,学生学徒“双重身份”,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权利义务关系明晰。实践性教学课时不少于总课时的50%

健全高等教育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培养体系,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比重。推动高水平大学加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成长路径。大力支撑应用型本科和行业特色类高校建设,紧密围绕产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完善以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培养体系。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结合培养模式改革,增强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力。

(十六)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支撑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到学校任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产业教师(导师)特设岗位计划。探索符合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校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允许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依法依规自主聘请兼职教师和确定兼职报酬。推动职业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大中型企业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完善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教师实践假期制度,支撑在职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锻炼。

(十七)完善考试招生配套改革。加快高等职业学校分类招考,完善“学问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适度提高高等学校招收职业教育毕业生比例,建立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制度。逐步提高高等学校招收有工作实践经历人员的比例。

(十八)加快学校治理结构改革。建立健全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理事会制度,鼓励引入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推动学校优化内部治理,充分体现一线教学科研机构自主权,积极发展跨学科、跨专业教学和科研组织。

(十九)创新教育培训服务供给。鼓励教育培训机构、行业企业联合开发优质教育资源,大力支撑“互联网+教育培训”发展。支撑有条件的社会组织整合校企资源,开发立体化、可选择的产业技术课程和职业培训包。推动探索高校和行业企业课程学分转换互认,允许和鼓励高校向行业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购买创新创业、前沿技术课程和教学服务。

五、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

(二十)强化行业协调引导。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引导,通过职能转移、授权委托等方式,积极支撑行业组织制定深化产教融合工作计划,开展人才需求预测、校企合作对接、教育教学引导、职业技能鉴定等服务。

(二十一)规范发展市场服务组织。鼓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学校通过购买服务、合作设立等方式,积极培育市场导向、对接供需、精准服务、规范运作的产教融合服务组织(企业)。支撑利用市场合作和产业分工,提供专业化服务,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形成稳定互惠的合作机制,促进校企紧密联结。

(二十二)打造信息服务平台。鼓励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建设市场化、专业化、开放共享的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依托平台汇聚区域和行业人才供需、校企合作、项目研发、技术服务等各类供求信息,向各类主体提供精准化产教融合信息发布、检索、推荐和相关增值服务。

(二十三)健全社会第三方评价。积极支撑社会第三方机构开展产教融合效能评价,健全统计评价体系。强化监测评价结果运用,作为绩效考核、投入引导、试点开展、表彰激励的重要依据。

六、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二十四)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十三五”期间,支撑一批中高等职业学校加强校企合作,共建共享技术技能实训设施。开展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试点,加强产教融合实训环境、平台和载体建设。支撑中西部普通本科高校面向产业需求,重点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建设。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加强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推进合作育人、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

(二十五)落实财税用地等政策。优化政府投入,完善体现职业学校、应用型高校和行业特色类专业办学特点和成本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拨款机制。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科研人员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不纳入单位工资总额基数。各级财政、税务部门要把深化产教融合作为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推进降成本、补短板的重要举措,落实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有关财税政策,积极支撑职业教育发展和企业参与办学。企业投资或与政府合作建设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的建设用地,按科教用地管理,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通过划拨方式供地,鼓励企业自愿以出让、租赁方式取得土地。

(二十六)强化金融支撑。鼓励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支撑产教融合项目。利用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和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积极支撑符合条件的产教融合项目建设。遵循相关程序、规则和章程,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在业务领域内将“一带一路”职业教育项目纳入支撑范围。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开发适合产教融合项目特点的多元化融资品种,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配套金融服务。积极支撑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发行标准化债权产品,加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投资。加快发展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鼓励保险企业对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保险专门确定费率。

(二十七)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点。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支撑若干有较强代表性、影响力和改革意愿的城市、行业、企业开展试点。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鼓励第三方开展产教融合型城市和企业建设评价,完善支撑激励政策。

(二十八)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鼓励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优质教育资源,开发符合国情、国际开放的校企合作培养人才和协同创新模式。探索构建应用技术教育创新国际合作网络,推动一批中外院校和企业结对联合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鼓励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参与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七、组织实施

(二十九)强化工作协调。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发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密切配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积极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协同联动,推进工作落实。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三十)营造良好环境。做好宣传动员和舆论引导,加快收入分配、企业用人制度以及学校编制、教学科研管理等配套改革,引导形成学校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企业重视“投资于人”的普遍共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充分理解、积极支撑、主动参与产教融合的良好氛围。

   国务院办公厅2017125

  

产教融合:职教优质发展的择善固执之举

                  李梦卿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挥企业在育人中的重要主体作用。产教融合承载着国家关切和教育期盼,支撑着技术技能人才质量,影响着就业创业和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优质发展的择善固执之举。

推进现代学徒制:把握内涵,突出主体

教育部已公布了两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但很多单位仍感觉推进现代学徒制无从下手,只是把以前的顶岗实习、工学交替换上了现代学徒制的帽子。

此次《意见》的颁布,对试点现代学徒制的学校和单位来说,可谓恰逢其时。《意见》鼓励探索推进混合所有制,允许企业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有责有利,责利相当。

产教融合的最佳状态是能吸引企业主动与学校合作,参与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来,这一点在《意见》中得到充分体现。只有实现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才能水到渠成,双主体育人、校企联合育人、老师师傅共同育人等原先需要花大力气协调的“双边工作”都将变成“内部事务”,工作才能轻松而有效率。产教融合无疑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工作打通了一条理想路径。

推进集团化办学:激发活力,健全机制

职业教育开展集团化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为校企合作搭建平台。目前,职教集团(联盟)的组成单位大多是独立法人,办学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校企各取所需,二是组织结构松散,三是机制难于长效。

要让这些法人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必须使他们成为利益相关方。集团(联盟)中的每个成员都期盼政府能建立健全有效机制,让校企双方在考虑企业生产需要的同时,遵循学校教育教学规律开展长期合作。

通过产教融合,有望消解职教集团(联盟)办学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意见》提出,鼓励区域、行业骨干企业联合学校组建产教融合集团(联盟),带动中小企业参与,推进实体化运作。《意见》同时指出,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各省级人民政府是实施产教融合集团(联盟)的责任单位。这些内容表明,政府有责任运用行政力量维护各方权益,推动集团(联盟)内的学校和企业成为利益相关方甚至利益共同体,使其遵照一定规则,严格履行集团(联盟)章程。此举将引导集团(联盟)将学校的教学安排与企业的用工需求有机结合,从而推进集团化办学的长期稳定。

推进师资队伍优化:产业教师,特岗专聘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和保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构建和完善由学校专任教师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的教师队伍。企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到学校作为兼职教师,有利于加强教学、科研和专业团队建设,有利于校企联合开展生产技术攻关,有利于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撑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到学校任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产业教师(导师)特设岗位计划,推动学校与大中型企业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完善学校教师实践假期制度,支撑在职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锻炼。

在《意见》引导下,以产教融合为抓手,完善产业教师(导师)的特岗专聘政策,铺设通畅的企业技术人员到职业学校担任兼职教师的通道,使企业技术人员能顺利走进学校、走上讲台,这是政府之责,是职业教育之幸,须加快推进。

推进培养质量提升:完善模式,搭建平台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为了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向德国学习“双元制”模式,向英国学习“三明治”形式,向美国学习“生计教育”方式,向日本学习“产学结合”做法,还有台湾的“轮调式”经验等。究竟什么样的模式真正适合我国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呢?经过200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的探索,1000所国家中职示范校的建设,从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有了适合自己的办学模式。

办职业教育不能没有企业的参与,产业学问进教育、工业学问进校园、企业学问进课堂才是保证职业教育优质发展的办学常态。《意见》已经搭建好政策平台,接下来就是各地尤其是省级人民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主动作为的时候了。《意见》在任务分工中,把各省级人民政府、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人社部、科技部、工信部和全国总工会等都作为责任单位,体现了对习大大总书记关于“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撑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

传统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是关键;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主题;未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方向。未来已来,职业教育要优质发展,产教融合已不可再等待。通过《意见》的实施,让职业教育扎根于企业生长,让企业依法分享技术技能红利,消解甚至消除校企“两张皮”的现象,全力提升人才资源质量,为加快发展壮大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经济社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116日第7

多元协同 助推高职院校“走出去”

        郭 静

科学谋划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行动策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能力,不仅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需求,更是倒逼职业院校强内涵、出特色、建品牌,实现优质、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日前,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研修的百名高职院校领导干部共商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落地路径,认为“多元协同”是提升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能力的核心与关键。

搭平台,优政策,设专项——校政协同是保障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行动策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征,需在国家“一带一路”整体布局中进行系统谋划,其关键是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和职业院校多方协力、协同保障。

中央政府顶层设计,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国-东盟、中阿合作论坛等合作平台已经建立;中欧、中南非、中印尼等八大人文交流机制已经健全;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世界职教院校联盟、“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等众多平台已经搭建;教育部与14个省(区)、市签署“一带一路”共建协议,与4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这些都为职业教育开展国际交流、增强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搭建了广阔舞台。

地方政府优化政策,设立专项,积极推动区域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上海、浙江、河南等28个省(市)出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规划、行动方案或教育行动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搭建“中国边境职业教育联盟”等10余个合作交流平台,多所职业院校借助平台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成为全国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最多的省区之一。天津以专项奖补形式推动“鲁班工坊”海外布局,打造天津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

明需求,共培训,引标准——校企协同是亮点

行业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单纯的高职院校国际化缺乏内生动力,必须以校企协同为抓手,跟着国际产能合作和企业需求走,借势打造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增长极。

主动发掘和服务“走出去”企业需求,培养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动服务东风汽车“走出去”需求,实施“乘‘东风’,走出去”战略,招收留学生为东风汽车海外基地培养一线技术技能本土人才。

配合“走出去”企业面向当地员工共同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学历职业教育。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江苏省商贸职教集团,在柬埔寨西港特区工业园共建西港特区培训中心,与企业联合开展各类培训。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上汽通用五菱印尼汽车有限企业、印尼西卡朗西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在印尼合作共建“印尼中上汽通用五菱汽车教育培训基地”,联合培养企业需要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

服务中国标准“走出去”,配合行业企业中国标准开发,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目前,天津已制定50个高职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开发本土化职业培训包319个,并着力推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赛项装备、任务、要求、工艺和评测等赛项成果向国内外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转化。

重分工,精定位,建联盟——校校协同是特色

面对“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建立由技术类院校和语言类院校,或由中职、高职、应用技术大学等不同层次院校共同组建职业院校联盟,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以此提升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能力和水平。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牵头联合广西、云南14所边境地区职业院校,与47家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共同组建“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联盟内院校、机构精准定位、错位发展、特色鲜明,以“抱团”优势扩大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

谋战略,跨部门,统资源——校系协同是关键

建立国际化办学与院校发展的协同机制是提升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水平的关键。有些院校的国际化办学未促进实力提升,反而造成对系部资源的抽离和精力的分散。为此,推动校系协同,将国际化办学理念融入院校整体发展战略,将国际化办学内容纳入院校发展规划,增强院系间、部门间、人员间的协同,不但是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内在要求,也将全面提升职业院校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统筹校系资源,设立外事办,负责对外合作与交流工作;成立国际教育学院,组建对外汉语教研室、英语教研室等,负责留学生培养和管理;其他教学系部负责专业课程教学。各系部、各部门通力协作提升院校国际化办学水平。

育人才,传学问,通民心——软硬协同是重点

推动高职院校实训设备、教学资源等“硬件”输出与师生交流、专业教学标准等“App”输出协同并进,是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核心与主线,是提高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增强职业教育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国际汉语言学问传播基地”,连续十年成功承办“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连续三年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学问艺术周,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余名高校师生积极参与,有效发挥了职业教育在促进世界各国“民心相通”的主阵地作用。

此外,当前高职院校“走出去”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亟待在国家层面完善制度保障。一是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体系,增强政策的引导性、引导性、保障性和规范性。二是加大财政支撑力度,将职业院校招收“留学生”纳入“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项目,并对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项目予以经费支撑。三是立足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以培育需求、搭建平台、政策扶持、完善服务为载体完善制度配套体系,如对进行跨国学术交流和商谈国际教育合作项目的高职院校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可放宽出国批次与人数控制,简化出国审批程序等。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19日第9

  

问题导向“量身定制”高职双创教育体系

                          谢永华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高职创新创业教育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也是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迈向更高水平的内在要求。然而,由于双创教育在我国起步晚、基础弱,特别是高职院校,长期受制于专业应用型等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束缚,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力量、实践平台、评价体系等方面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1: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

受传统思维束缚,部分高职院校未能从根本上摆正创新创业能力与专业技能之间的关系,从经济社会转型需要厘清培养就业与人才发展、创业与创新素质之间的关系,有的将创新创业教育简单化,把开设几节理论课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全部,有的理解创新创业教育片面化,过分注重学生创业实践行为,忽视了创新精神、综合素质等核心能力的培养。

问题2: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由于我国高职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层面都缺乏积累,导致部分高职院校仅将创新创业教育理解为少数人的创业活动,有的虽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却不区分层次类型“一刀切”。而且在课程设置方面,当前绝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课程都属于选修课,课时有限,教师难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对学生进行深入教学,创新创业课堂教学的效果不佳,现实引导性不强。同时,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度不高,课程体系没有考虑到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和操作性。

问题3: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结构不尽合理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教师既是创新理论的传授者,又是创业实践的引导者,这要求其具有丰富的理论常识和实践经验支撑。但从当前情况看,高职创新创业教师兼职的多、专职的少,大多是从本校具有商科背景的学院教师群体中抽调而来,或者选派负责学生就业引导工作的辅导员担任。其中,绝大多数教师毕业后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教师”,对于企业的日常管理和市场运作缺乏足够的了解,有过创业经历的更是凤毛麟角,难以有效引导学生创业实践环节。

问题4: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不够多元融合

一是实践途径单一,仅仅依靠校园学问活动带动创业活动,如举办创业计划大赛、创业发明竞赛等,未能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实践体系;二是组织载体单一,多以学生社团为载体开展创业实践,如创业者协会、创业者俱乐部等学生社团;三是运作机制单一,当前能够提供创业孵化器的高职院校不多,多以学校为主导,未建立包含政府、企业、学校和学生在内的多方合作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难以全面提高学生创业的综合素质。

问题5: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不够科学健全

纵观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现状,鲜少有院校具备与创新创业教育本身规律和特征相匹配的教学评价体系。第一,高职院校对创新创业课程教师的教学评估体系不科学,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对创新创业教师的教学评估却与其他专业学科教师并无不同,这就使得教师缺乏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改革教学模式的动力。第二,高职院校对接受创新创业教育的学生成绩考核体系不科学,普遍“重理论、轻实践”“重结果、轻过程”考核,极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对其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由上述问题可见,只有针对高职院校及其专业和学生的特点,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规范课程体系设置、强化师资力量建设、拓展教学实践平台、完善评价保障机制,才能够有效推动高职院校双创教育体系的科学构建。为此,笔者所在的学校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构建了一套适合高职特色的双创教育体系,成为全国高职院校唯一获批的“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一是“双创需求”与“分层分类”相结合,精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学校把“培养兼具创新创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高素质双创型技术技能人才”作为双创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并根据学业水平开展分层教学、结合生源类型实施分类培养。一方面,不断扩大“普惠式”创新创业教育的覆盖面,将双创能力培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另一方面,打破班级、年级、专业等常规建制,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一批有发明创造基础、创新创业兴趣浓厚的学生,成立“精英人才学校”,开展个性化的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实现人才培养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

二是“理实一体”与“创新素养”相结合,设置“专创融合”的课程体系。

学校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48学时必修课程和多类型公共选修课程,对于通识课程,通过“教学内容情境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模型系列化”,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思维;专业课程,通过“理实教学、工学交替、技能竞赛、创新训练”,锻炼学生创新能力;专业进阶课程,通过“项目化教学”,紧扣典型工作任务,使专业与岗位紧密接轨,全面提升学生创新素质。同时,开设跨学院、跨学科的交叉课程,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休学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优先支撑参与创新创业的学生转入相关专业学习。

三是“科学设岗”与“引智聚才”相结合,打造“教练型”混编师资队伍。

学校支撑教师进行创新创业课程改革,设立教师专职科研岗,通过落实专职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制度、组织国内外各类研修项目、出台支撑科研人员带科技成果兼职或离岗创业的政策等,使“双师型”专任教师达到91%。同时,通过聘请咨询、讲学、技术合作、兼职、短期聘用、承担项目与课题研究等灵活方式,有针对性地引智聚才,使在职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数比例达到11,打造了一批“明师德、乐教学、懂行业、能科研、精技能、通市场”的“教练型”师资团队。

四是“科学规划”与“资源共享”相结合,构建服务社会的双创实践平台。

学校建设了25000平方米的创新创业基地,免费开放50000平方米的工业中心和200个实验室,搭建双创实践平台,共享教学、科研、实验室的各项设施,确保每一名有意愿参与创新创业实践的学生都能投身其中。同时,依托大学生创业园、省级大学科技园和校内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立了学校与政府、社会、行业、企业协同合作的“众创空间”。其中,学生立项的科创团队项目每年超过200项,年产值突破千万元,使双创实践平台成为科技企业孵化、中小微企业技术服务的重要基地,成为助力区域产业提挡升级的有生力量。

五是“面向人人”与“分类评价”相结合,完善激励师生的考评机制。

学校将育人工作纳入教师基本工作量,强化教师定期下企业、海外研修、专业进修、社会服务等考核要求,将科技成果转化列入职称晋升的重要指标,对教师从事专利发明给予奖励,并将教师引导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和创新创业竞赛纳入绩效考核,老师引导的学生专利获批和作品获奖,视同教师科研成果并兑现相关奖励,全面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同时,制定4个维度17个要素的“高职学生创新素质评价指标”,实施动态评价,将学生学习创新课程、设计创新作品、申报专利发明、参与创新竞赛、投入创新实践等纳入学生学业考评、综合评价和评优评奖中,并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学生完成创新实验、论文发表、专利获取、发明创造、参加竞赛等创新社会实践活动均可转化学分,带动学生创新品质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213日第4

精英工匠何处来 ?

                    鲁彬之 王同军

职业教育要摒弃浮躁、坚守育人本位,必须加强内涵建设,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考虑到学生禀赋和认识水平的个体差异,职业教育理应把培养精英工匠作为内涵建设的新要求。所谓精英工匠,是指具有较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工作精益求精,技艺精湛、品格优秀、思维敏锐的工匠,他们追求卓越、敬业奉献、与时俱进、热爱生活,是工匠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程中的中坚力量。

培养精英工匠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增强实体经济质量优势,需要加大研发、加大创新,更需要有一大批有担当、技能精、肯奉献的工匠,将研发和创新的成果落实、物化,制造业如此,服务业同样如此。目前,我国技能人才的素质、规模、结构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需要,要实现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迫切需要建设常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培养精英工匠是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新的内在要求。精英工匠,首先是精英,其次是工匠。所谓精英,不只是企业家、艺术家、科学家,必然还包括有创造精神、对工作担当,在各领域精益求精、甘领风骚、卓有建树,对国家、民族、社会不断奉献的千百万劳动者。教育的本质在于融合常识与情怀、培养责任与担当,职业教育更是如此。职业教育的担当,就是要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2600万职业院校在校生,每个人的智力和品格优势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需要因材施教,对那些热爱钻研、有奉献精神、能吃苦耐劳、思维活跃的学生创造平台、提供机会、有意识地加强培养,促使他们成为技能人才的排头兵、领头雁,成为技术团队的引领者,成为创新创业的急先锋,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学生钻研技术、追求卓越。

那么,该如何培养精英工匠?首先,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尤其重视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教育。其次,要加强通识教育,重视校园学问建设。在技术划分越来越细的当下,强调融通的通识教育,可以给大家在面临社会、经济、学问、心理等所有问题时提供一个更大的视野,使专门化的技术与大的问题能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要让追求精致、精益求精渗入每项比赛、每门课程、每道工序、每次考核,使追求卓越成为一种风尚,让工匠精神在校园里成为共同追求。再其次,要深化校企合作,重构课程体系,提高技能评价标准,把实训变为真实工作项目,把课程评价标准变为行业标准和客户要求。最后,国家要出台相应政策,大力解决技能人才发展渠道窄、待遇偏低等问题,让广大技能人才有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获得感,激发全社会更加敬重技能人才、更加重视技能人才培养,形成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当前,我国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一支拥有现代科技常识、精湛技艺技能、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职业教育工编辑要勇于担当,积极探索精英工匠的培养途径,为“建设常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227日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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